走进科罗拉多州联邦治安法官玛蒂扎·布拉德韦尔（Maritza Braswell）的办公室，最常见的景象仍是一摞摞由没有律师协助的当事人提交的法律文书。许多人支付不起律师费，还有一些案件标的太小、胜诉希望太渺茫，难以吸引律师介入。她逐页审阅这些材料，心里清楚：独自走进法庭，对普通人而言有多令人生畏。
近段时间，布拉德韦尔和全美不少法官一样，明显感受到这类诉讼在增加。一项覆盖2005年至2026年共450万件联邦民事案件的研究显示，由自我代理当事人提起的诉讼占比，已从2022年的11%攀升至2025年的16.8%。若以案件数量计，自2023年以来更是翻倍以上。布拉德韦尔将这一跃升与人工智能直接挂钩。“我确实把它和AI联系在一起，因为我看到AI的使用痕迹。”作为一名对技术保持敏感的法官，她本人也会用人工智能来筛查诉讼材料，对大语言模型的行文风格已相当熟悉——从措辞到时而出现的虚构判例和杜撰引文，往往能一眼识别。
但与此同时，她也注意到另一种变化：“我实际上看到起草得更规范的材料变多了。”AI并未显著提升这些当事人的胜诉概率，却让法官更容易看清争议焦点。过往，没有律师协助的诉讼材料常以难以辨认的手写潦草文字呈现，接近于语无伦次的涂鸦，法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解码。即便如此，法官也只能尽量善意解读。如今，借助AI生成的文书，逻辑结构和表达清晰度大为改善，审理效率随之提升。“我必须格外小心，因为其中仍充斥着幻觉和错误，但总体而言，有AI辅助的文书比没有时更容易让我理解他们在主张什么。”
这种“看得更清楚”，直接转化为更有效的司法回应。“如果我更能理解一项主张，就更有可能找到帮助当事人的方式。”在布拉德韦尔看来，AI降低的是沟通成本，而非法律适用的复杂性。围绕这一变化，线上社区正迅速积累“自助式”AI诉讼指南。2024年12月，一则Reddit热帖详细指导移民申请人如何起诉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（USCIS）审查延误：先用微软Copilot起草一份强制令令状，再花150美元请律师润色，最后递交给程序节奏较快的佛蒙特州联邦地区法院。数据显示，佛蒙特州由无律师协助提起的案件，已从2022年前的年均约45件激增至2024年的1100多件。
即便如此，研究结果依然冷静：无律师当事人输掉官司的概率，仍远高于有律师当事人，AI的出现并未扭转这一差距。“提起诉讼是一项复杂、多维的任务，并不只是把文字写好那么简单。”该研究合著者、南加州大学博士生乔舒亚·利维（Joshua Levy）指出。为了验证AI是否真是诉讼激增的推手，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南德·沙阿（Anand Shah）对1600份随机抽取的法院文书进行了商业AI文本检测工具Pangram分析。结果显示，被标记为含AI生成内容的文书比例，从2023年的1%跃升至2026年的18%。
对布拉德韦尔而言，这一趋势本身并不必然构成困扰。尽管AI辅助材料可能增加了工作量，但她和不少同行发现，这类案件反而更容易裁决。长期以来，法官在面对无律师协助的诉讼时，常陷于“费力却难辨真意”的困境。如今，AI让当事人更准确地组织论点，法官得以把精力集中于法律判断本身，而非文字解码。
与此同时，关于人工智能在法律场域边界的讨论也在升温。隐私保护、责任归属与专业义务，正成为司法与立法绕不开的议题。在康涅狄格州联邦治安法官威廉·加芬克尔（William Garfinkel）看来，当事人向聊天机器人倾诉案情、寻求法律建议，是否应享有类似律师—客户特权的保护，值得严肃讨论。“有充分理由认为，与Claude、ChatGPT或Grok等大语言模型的对话，理应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。”
法院对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。今年2月，密歇根州一家联邦法院裁定，自我代理当事人在准备诉讼过程中与ChatGPT的对话属于“工作成果”，应免于向对方披露。同一天，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却作出相反认定：刑事被告使用Claude生成的材料，既不构成律师—客户特权下的保密交流，也不属于受保护的工作成果。法院理由明确：Claude不是律师，用户对其通信内容不存在“合理的保密预期”，因为AI公司可能将用户数据向第三方披露。2025年3月，布拉德韦尔也作出类似裁决，认定自我代理当事人使用聊天机器人的记录不应公开，但她同时指出：“AI系统如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等确会收集用户数据用于训练等目的，但这并不等于彻底消除所有隐私期待。”目前，各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仍呈分裂状态。
另一个更具争议的问题，是“无人执业”的法律责任。当聊天机器人像律师一样给出错误建议，谁来为后果买单？加州联邦治安法官艾莉森·戈达德（Allison Goddard）观察到，无律师协助的当事人在评估案件价值、进行和解谈判时，常从ChatGPT处获得误导性判断。曾有一起滑倒摔伤案件，原告向商家索赔70万美元，远超合理范围。戈达德当庭追问：“你怎么会觉得能拿到70万美元？是不是问过ChatGPT？”原告支吾以对。随后，她向当事人逐条解释相关法律，指出AI判断为何偏离实际，并引导其调整预期。“这就像是‘谷歌医生’读了法学院。”她这样形容。
责任边界更在商业诉讼中被直接挑战。2025年3月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（Nippon Life Insurance Company）起诉OpenAI，指控ChatGPT在未取得执业资格的情况下“从事法律行为”，并帮助一名女性重启已结案诉讼，制造大量无意义文书。“ChatGPT不是律师。”诉状明确写道。OpenAI则在5月请求法院驳回该案，强调ChatGPT不具备人格，也不拥有或运用任何法律知识与技能。相关争议仍在审理之中。
立法层面，责任追究机制已开始酝酿。纽约州3月提出法案，禁止聊天机器人冒充律师，即便其已声明自身为AI。国会亦有多个提案试图全面禁止AI冒充律师、医生等持证专业人士，但推进步伐尚慢。在规则尚未落地的当下，普通人继续将AI视为“平价法律顾问”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获得初步指引的心理安慰与策略参考，已超过潜在风险。
布拉德韦尔注意到，这种变化正悄然重塑法庭内的互动方式。曾几何时，当她询问无律师当事人为何需要某项证据时，得到的常是含混低语；如今，他们往往能条理清晰地回应，早已在聊天机器人前反复演练。“这套系统本就艰难，而AI让它稍微不那么复杂。”在她看来，技术并未许诺胜利，却至少让普通人更清楚地听见法律的声音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