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人工智能（AI）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各国政府纷纷将其视为国家战略的核心。然而，美国政府在AI领域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倾向，正引发业内专家的深切忧虑。近日，知名科技政策专家、剑桥大学贝内特公共政策研究所AI与地缘政治项目主任Verity Harding在接受《连线》（WIRED）杂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，美国当前对AI所采取的民族主义姿态，恰恰是“最坏情况”正在成型的明确信号。这一观点迅速在科技界和政策研究圈内激起涟漪，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全球AI治理的未来走向。
Harding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。近年来，美国政府在AI领域的一系列动作，从严格限制对华芯片出口，到推动本土AI技术研发的“小院高墙”策略，再到试图主导全球AI标准的制定，无不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和竞争意识。这种将AI技术视为零和博弈工具的做法，在Harding看来，不仅可能撕裂全球科技合作网络，更可能将世界拖入一场危险的“AI军备竞赛”。她强调，当民族主义情绪凌驾于国际合作之上时，AI技术本应带来的普惠价值——如医疗、教育、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突破——反而可能被军事化应用和地缘政治对抗所吞噬。
从历史视角来看，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并非首次出现。在冷战时期，核技术与太空竞赛的激烈竞争曾一度让人类站在毁灭的边缘。如今，AI技术因其在军事、情报、经济领域的颠覆性潜力，正被各国政府视为“下一个核武器”。然而，与核武器不同的是，AI技术的开源性和渗透性使得其扩散风险更高。Harding指出，美国试图通过出口管制和技术封锁来维持其领先地位，但这种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——它非但无法阻止其他国家（如中国）的自主创新，反而会加速全球AI生态的“碎片化”。当各国各自为政、互不信任时，建立统一的AI安全标准和伦理规范将变得遥不可及。
行业分析人士进一步指出，美国政府的民族主义AI政策背后，隐藏着对“技术霸权”可能旁落的深层焦虑。随着中国在AI研究论文数量、专利申请以及大模型开发上不断追赶，华盛顿的决策者倾向于将AI竞争视为一场“赢家通吃”的博弈。然而，这种零和思维忽略了AI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事实：该领域的进步高度依赖全球协作。从基础算法到算力芯片，从训练数据到应用场景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独立地构建完整的AI产业链。Harding警告说，如果美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，最终可能会陷入一个“自我实现的预言”——即因为过度防范而催生出一个真正具有对抗性的全球AI格局。
与此同时，这种民族主义姿态对AI行业内部的创新生态也构成了潜在威胁。硅谷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开放、共享与协作精神，正在被地缘政治压力所侵蚀。许多美国科技公司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：一方面要遵守政府日益严格的出口管制，另一方面又要维护与全球合作伙伴（尤其是中国）的技术交流。这种“脱钩”趋势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，还可能延缓整个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。Harding在采访中特别提到，AI领域的“最坏情况”并非技术本身失控，而是人类因缺乏信任与合作而主动放弃了治理AI的机会。
从更宏观的层面看，美国政府的民族主义AI政策也与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努力背道而驰。近年来，联合国、经合组织（OECD）以及G7等国际平台都在积极推动AI伦理框架的建立。然而，当主要大国将AI视为战略竞争工具时，这些多边努力往往流于形式。Harding认为，真正的AI治理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——包括政府、企业、学术界和公民社会——共同参与，而非由某个国家单方面定义规则。她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其立场，从“遏制对手”转向“共同管理风险”，因为只有通过国际合作，才能有效应对AI带来的虚假信息、算法偏见、失业冲击以及自主武器等全球性挑战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Harding的批评并非孤立声音。此前，包括OpenAI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在内的多位科技领袖也曾公开表示，AI监管需要全球协调，否则可能引发“灾难性后果”。然而，与业界领袖的温和呼吁不同，Harding的言论更加尖锐地指出了问题根源——即美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心态本身就是治理失败的前兆。她认为，如果美国不能放下“唯我独尊”的思维定式，那么无论其技术多么先进，最终都难以建立一个稳定、可持续的全球AI秩序。
在文章结尾，Harding给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比喻：当前的AI治理就像一场没有地图的航行，而民族主义则是让各国各自划向不同方向的暗流。她强调，人类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——是选择合作共赢，还是陷入对抗与分裂，这将决定AI技术究竟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助推器，还是终结者。对于中国读者而言，这一观点同样具有反思价值：在全球AI治理的棋局中，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福祉，是每个负责任的大国都必须回答的命题。
